现如今励志图书作者如过江之鲫。闲暇时笔者徜徉在纽约色彩缤纷的书店，随意浏览五光十色的励志书，不禁感概系之。我所走过来的翻译之路，与书中引用的事例相比，似乎不分仲伯，如果写出来，仿佛堪称另类励志书。

笔者《我的翻译人生》在北美《文学城》美语学习论坛发表之后，得到网友的支持和鼓励，被置顶超过4000多点击率才被置换。在译言网博客发表之后，至今也已超过3400点击率，仅仅《译言》网友跟贴也超过40多条（见文后附件）。其中大部分表示支持与鼓励，但也有表示质疑者。

网友断桥引用我的一段话：“以我自己为例，别人与妻儿老小轻松愉快地看电影、逛公园，或在华美的舞厅大跳其舞，而此时此刻的我，却关在小屋里，趴在灯下苦我心智，劳我肌肤，这时就会有和家人同享天伦之乐的念头，诱惑我放下译笔。”而后他说： “这个时候为什么不放下笔，享天伦之乐呢？翻译有那么重要吗？！比生活本身还重要？”网友phoenie 则评论道：“竟然是本尊？感觉阁下说的这些拙有余，巧不足，能不能来点规律技巧啥的？”

这二位的意见不谋而合，都是讲我思想固执，行为古怪，笨拙有余，灵巧不足。但褒也好，贬也罢，这毕竟就是我笨拙的，但并不算失败的特殊翻译人生。也许其他译者另有灵巧的翻译人生，也未可知。现将我那篇《我的翻译人生》，亦即笔者多年前的一份发言稿摘录如下，愿与大家分享。究竟笨拙何许，敬请独自品味。

2010年9月1日纽约

我的翻译人生

前言

翻译人生，我敢以此为题，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1968年大学毕业，经过2年接受解放军再教育，1970年正式分配工作入伍，由接受再教育者摇身一变，成为再教育者。从那时开始步入翻译界，至今已经有38个年头了，人生能有几个38年？在如此之久的一段时间里一直从事翻译，说翻译人生恐怕不为过。第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即便将来濒临苟延残喘的境地，恐怕也都要喘在翻译上。

日前我与一语湖边的通信发表之后，获得网友热情的鼓励。那里说的磨刀与砍柴的关系问题，其实来源于我从前的一篇谈“译外之功”的发言稿。这篇发言稿去年已经敲到电脑里，既然大家喜欢看，我不如趁热打铁，把这篇发言稿发出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全篇三部分，由于篇幅太长，因此只是选择核心的第一部分。其中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原汁原味，只是个别地方为了说明问题，适当添加了来美国后的一些情况。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里面提到的许多事情都是与伊拉克相关，那是因为1981年至1983年随同铁道部到伊拉克担任劳务工程翻译，得空开始翻译英文小说。又因为是10多年前写的，用现在的眼光看，恐怕其中存在一些幼稚可笑，甚至不妥之处。说得若有几分道理，仅供参考，说得若没有道理，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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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不仅是一件艰辛复杂的工作，而且也是一件功过难评，甘苦自知的苦差事。要做好翻译，不仅需要过硬的“译内功”，而且还需要过硬的“译外功”。所谓“译内功”，无非是指外语水平和翻译技巧之类。这是一般人都知道，而且非常重视的。至于翻译所必需的诸般译外之功，则常为一般人所忽视，甚至包括译者本身，乃至某些为人师者。所谓“译外功”，就我个人的切身体会而言，有三点尤为重要，而且缺一不可。

翻译不仅可以成为一个人的终生职业，如果有更高层次的追求，甚至可以成为一个人终生追求的事业。果真如此，就要求这个人首先具备一些基本的心理素质。我从自己三十七年的翻译实践中，其中包括二十五年的文学翻译实践中体会到，这种心理素质包含很多方面，现就我认为重要的一些方面简单地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1． 坚定信念

我的信念是：别人行我也行，别人不行我也行。我的座右铭是：能他人之不能，做他人之不做。具体到翻译方面，就是别人能译我也能译。以前我只是看别人译的书，现在我要让别人看我译的书。别人译的书能摆到书店里卖，我也一定能让自己译的书摆到书店里卖！经过艰苦努力，我的信念变成了现实。我译的书不光在自己的出生地天津市各大书店里堂而皇之地摆在书架上，而且大摇大摆地走向大江南北。

2． 明确目标

我的目标是二十多年前定下的。最低目标是五十岁前出版文学译著十部；最高目标是成为翻译家。目标都有最低和最高两种。最低目标是现实性的，有时往往带有保守色彩。最高目标是超现实性的，有时往往带有浪漫色彩。所以前者一般是可行的，后者有时可行，有时则不可行，也就是说可能实现，也可能实现不了。因为最高目标终生达不到的情况是常有的，但它毕竟在自己的事业中起到过激励作用。就我的最低目标来看，基本上实现了。在五十三岁那年，出版长篇文学译著四部，中篇两部。由于当时还没有版权问题，也没有考虑出版文学译著在市场等诸方面会担什么风险， 因此当时颇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意味，自己所定的最低目标显然也过于乐观，所以没有实现出版十本长篇文学译著的目标。不过我及时开辟了新领域，先后出版商业英语辞书及系列丛书共九册。最高目标依然不变，是继续努力，争取成为一名翻译家。

3． 强烈欲望

翻译欲就是成就欲在翻译方面的具体表现。一个译者没有成就欲就没有奋斗目标，就会大事不敢做，小事不愿做。在翻译方面就会大部头不敢译，小部头不愿译。八十年代中期，我的翻译欲越来越强，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高潮时期。那些年里，我一直马不停蹄地译。几乎每天都没有停过笔。由于着了迷，我就把这种苦差事变成了享受。不管什么烦恼，拿起译笔就都立即烟消云散。我认为，什么事一到着迷的程度，大概就要出成效了。翻译欲有时会因主客观原因而趋于冷淡，这时就应该赶紧想办法自我激发。千万不能任其淡化，否则就达不到高潮，如若听之任之，就不会有所成就。我的做法很简单，比如经常到书店去，看看自己的译著摆在书架上卖，或编辑一些豆腐块文章投到报刊上发表。这些方法虽然简单，甚至有些可笑，但有时还的确十分灵验。想想我在翻译方面的每一点成绩，都是在翻译欲处于高潮时期取得的。

4． 敢字当头

敢字当头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我在译书方面的胆子确实不小。当初我一上来就认准长篇，无论多难的书，多厚的书，只要认为可译，拿起来就敢译。敢字当头，书的难度似乎减少了，篇幅也似乎变短了，掂一掂书的重量也似乎减轻了。美国作家詹姆斯。米切纳的《夏威夷》一书，一千三百多页，足足有一寸厚，堪称鸿篇巨著，而且内容丰富多彩，长句难句比比皆是。但我选中后，敢字当头，毫不迟疑，日以继夜地译。当时我正常驻伊拉克，在摩苏尔郊外的底格里斯河水坝工地担任劳务翻译。我冒着盛夏酷暑的高温，牺牲一切娱乐活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整整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译完。从那之后，我就像长了力气，拿起二三十万字的长篇毫无为难情绪，甚至还觉得篇幅不够长，译起来不过瘾，大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意味。

5． 干字当先

我们人类总是在赞赏、追求和修炼谦虚的美德，但这种美德有时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遗憾，甚至追悔莫及。因为过份谦虚往往带有保守性，从而会使一个人低估自己的能力，成为前进的绊脚石，成为不敢做事的借口或挡箭牌。一个刚出校门的人，总是谦虚地认为自己先需要提高一段时间，不是干字当先，想干又不敢干，结果眼睁睁地丧失了成功的机会。我的指导思想是干字当先，边干边提高，这就为我赢得了不少时间和机会。我在国内共译长篇十七部，中篇五部，短篇不下百篇。

从1997年到美国来之后，我又翻译了四部长篇（英译汉），此外，我还搞了两部汉译英，一本是《聊斋志异》经典名段20篇选译，一本是《西游记》缩译。当然翻译是一回事，出版则是另一回事。我虽然翻译了这么多，但真正出版的却不多。不过我明白：一分耕耘不见得会有一分收获，种瓜不见得能得瓜。因为出版书籍不是由译者一人决定。译得多，出版少，并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经常用大科学家居里夫人的事迹鞭策自己，我总觉得我的文学翻译和她的科学实验有几分相似。她千辛万苦，从巨量沥青中才提炼出那么一点铀。可是，如果她不是干字当先，又怎能成为科学家呢？多少年来，居里夫人沙里淘金的干劲一直在激励我从事文学翻译。

6． 百折不挠

译书和出版绝非易事。没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休想成功。我出版的每一部书后面都有一段苦不堪言的故事。其中不只有出版后的喜悦，更多的则是等待时的焦虑，退稿时的沮丧，丢稿时的愤懑。缺乏百折不挠的精神就经不起这种种痛苦的煎熬。我的《爱之荒漠》一书，1982年在伊拉克出炉之后，先后到过山西、陕西、天津、辽宁等地五六家出版社和报刊杂志社，前后历时达六年之久，几经周折，最后才于1988年7月在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1988年是我文学翻译的丰收之年，一共出版三本书。除了《爱之荒漠》之外，《野性》于同年3月在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新欢梦》于同年5月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三本书是每隔一个月出版一本，给我带来无限的惊喜和巨大的安慰。

7． 持之以恒

我从1984年开始译《黑兰花》一书。全书大约二十五万字。这在我译的书中只能算是中等长度。如果按当时的一般情况，一两个月就可以译完。但由于绝大部分是晚上在家译，因此直到1988年7月才译完。前后历时四个年头。四年译一书，在我算是马拉松。不过我坚持一点，就是持之以恒。每天晚上一定要动笔，时间多多译，时间少少译。只要不出差，就不能说没有时间。事情再多，挤出七分八分钟是绝对可能的，这就是见缝扎针，持之以恒。我甚至到国外出差，也不忘记翻译。大部头不便携带，我就复印一部分，连在飞机上也要译上几段。我坚持一个信念，只要动笔，哪怕一小段，一句话，也是在前进。如不翻译这一小段或这一句话，就是永远静止不动。因此是否坚持翻译，哪怕是蹒跚牛步，也是一个由静向动的飞跃。我的确是这样做的。有时晚上有事或实在太累，就象征性地译上一小段，甚至一句话，表示自己在持之以恒地前进。

8． 不惧挫折

译书出书经常受到挫折。按出版界行话，我是自投稿者，说白了就是个体户，套用时下演艺界一个时尚的词语“北漂一族”，我算是翻译界的“北漂”。自己拿着译稿漂到各处找出版社。对于我这种“译界北漂”来讲，译书出书是“一仆三主”的难事。一仆，就是译者。三主，就是作者、读者和出版者。每一个译者大都要三者兼顾，竭诚为他们服务，满足他们的需要，有一主满足不了，就要受挫折。就我个人的情况和体会，出版者给译者的挫折最多，也最重。
最令人郁闷的就是退稿。译者辛辛苦苦译了一本书，结果让出版社一句话就打发了：经研究，不准备采用。即便不马上宣判“死刑”，要是被打入冷宫，滋味儿更加难受。他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少则一年半载，多则数年之久，急又急不得，气又气不得。尤其是向外地投稿，天高地远，有时泥牛入海无消息，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语，弄得好退稿，弄得不好译稿不知去向。心眼小的人真会急出病的。可是我想得开，无论多么着急，也能一边耐心等待，一边不厌其烦地催。退回稿子算是白捡，丢了只当练笔。如果经不起这种挫折，你就休想译书出书。

9． 忍耐孤独

所谓耐孤独就是尽量少与外界接触，就像练气功入定一样，只要提笔翻译，就孤军上阵。我能一本接一本地译书，很大程度要归功于自己的耐孤独性。在必要时，我能长期与外界近乎隔绝而自甘寂寞。不过为了事业的孤独是伟大的孤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孤独就没有成功。回忆起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哪一件也没离开对孤独的忍耐力。我有一个值得自豪的特点，就是过硬的坐功。必要时，我能心不烦，意不乱，长年累月地坐在屋里译书。我能从早到晚不停地写。记得有一个星期日誊写《他人之妻》译稿，从早晨六点一直写到深夜，一笔一划，横平竖直，一丝不苟地写完一本五十页的稿纸。

再比如后来我出版那十多本商业英语读物，平均每本都在三十万字左右，三校稿全由我著者本人独自承担。还有一部近三百万字的大型辞书《汉英新语总汇》，也由我一人承担至少五次校对的工作。从1994年夏天，一直到1996年，整整三个年头，除了正常的外贸翻译本职工作和业余的文学翻译之外，我还背负着这么一个沉重不堪的大包袱，密密麻麻的小字，改不胜改的排印错误，如果我不能忍耐孤独，又怎能长年坐在屋里去完成呢？说句玩笑话，在耐孤独方面我似乎有那么一点特异功能。

不过，可惜的是，我那部鸿篇巨制《汉英新语总汇》最终由于出版社领导人的更迭而没有出版，加上我追得不紧，再由于来到美国，身处异域，鞭长莫及，时间一长，整个文稿竟然杳如黄鹤，去向不知！然而还是那句话，我想得开，放得下。丢就丢了吧。算我没心没肺，什么也看得轻，反正没让那部辞书累死，能活着就算不错了！

10．吃苦耐劳

译书劳动量很大。我译书从不与他人合作。在那个时期，一部译稿从确定选题，到拿出成品，至少要经过五道工序。第一道，确定选题。这要从很多书中挑选一本，大海捞一针，这要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来美国后，为了挑选一本中意的书，我经常从纽约市立图书馆一次借三四本，下班回家坐在公共汽车上一目十行地浏览挑选。时常是看不上眼，还了再借。选中后，最起码要粗略读上一遍。第二道，译初稿。这又得把全书从头至尾逐字逐句仔细推敲，落实到文字上。第三道，校对译稿。这又要从头至尾看一遍，而且是边看边改。第四道，誊写定稿。这是一道工作量最大，而且极为细致而又枯燥无味的工序。这是送到出版社的成品。第五道，最后检查。这当然又得看一遍。

总之，每一部成品译稿都要看三遍，写两遍。我的这些工作都是手工，其繁重程度是当代敲键盘者所难以想象，更是难以体验到的。试想，即便拿一部二十多万字的中文书，看三遍抄两遍，对一般人来讲该是多么难办的苦差事。更何况是从外文翻译成中文，费脑筋，查词典，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实在苦不堪言。

11．拒绝诱惑

一个人要想做成点事情，十分不易。其中一点就是会遇到许多诱惑。有的诱惑是向心力，有的则是离心力。这种离心力式的诱惑极其有害，不抵制就会半途而废。究其来源，不外乎家庭、社会、环境等。以我自己为例，别人与妻儿老小轻松愉快地看电影、逛公园，或在华美的舞厅大跳其舞，而此时此刻的我，却关在小屋里，趴在灯下苦我心智，劳我肌肤，这时就会有和家人同享天伦之乐的念头，诱惑我放下译笔。

有一件事，我至今难忘。1981年至1983年在伊拉克期间，接触到不少西方人，他们十分喜欢中国画。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由于一位熟悉我的翻译多嘴，他们得知我平时喜欢画几笔，于是求我作画。他们不会白拿他人一针一线，求我作画都要付钱的。如果我当时不拼命译书，而是抓紧卖画，肯定会发一笔小财的。可我还是没那样做。即便为他们作画，也只是要求用英文小说交换。如果我当时不那样做，我就带不回沉甸甸的六部长篇译稿。说得更现实一点，也许我就不会走上文学翻译之路，也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12．自我激励

翻译和从事其它事业一样，经常需要自我激励，才能产生用之不完的劲头，才能有坚实的精神支柱。我的自我激励法多是写座右铭。为了勉励自己莫因舒适轻松的本职工作而浪费自己的才能，我曾在不离手的纸扇花鸟画上即兴题诗两句：花枝不是久栖处，应向长空展翅飞。1983年4月12日，在伊拉克刚刚走上文学翻译之路时，在不离手的英汉辞典的扉页上写下对联。横披是一个字：译。上下两联分别是：朝朝暮暮，舍食舍寝；纷纷纭纭，惟此惟大。多少年来，我那本早已用旧的英汉大辞典伴随我走过海内外许多地方，而那几张扉页也就成了我有感所发之地，扉页早已用完，我那些各式各样的杂感，尤其是自我激励的座右铭便开始侵入辞典正文的横眉。

13．敢于冒险

译书要有点冒险精神。有些人想译书，但又怕出版不了。当初我也有这种顾虑，但很快就用冒险精神克服了。因为当时是在国外，想找人帮忙根本不可能。如果总是怕这怕那，又该怎能去译书？当时我索性完全靠自己的感觉，靠自己的信心。我觉得我自认为的好书，读者也会喜欢。译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出版。这样一想，情绪就一直很高，译了一本又一本。对我来说又有一件需要冒险的事情，就是向外地出版社投稿。在我跑遍天津市有关出版社和报刊杂志社之后，自然就想面向外地。后来在一些热心人的帮助下，就大胆地把译稿拿到外地，于是就得冒译稿丢失的险。

丢稿问题非同小可，因为我的译稿一般都在二十五万字以上，是我花了许多心血译出来，然后抄写下来的。如果丢失，的确是一件非常沮丧的事情。不过还是那句话，怕这怕那，怎能打开局面？事实证明这种冒险有得也有失。有得，是指我有两部译著就是在外地出版的。当然丢稿也时有发生，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除了上面提到过的三百万字鸿篇巨制《汉英新语总汇》，我还丢失四部书稿，分别为三万字、十二万字、二十五万字和二十六万字。其中包括上述二十六万字的《他人之妻》，居然丢了两次。为了第二次向外地投稿，而且为赶时间，我就抓紧一切时间重新誊写。上面说的一天写完一本稿纸的就是这部书稿。可惜它的命真不好，第二次投稿依然没有逃脱泥牛入海无消息的厄运。再投再丢！丢了又怎么样？还是我那句口头禅：心胸开阔点，只当练笔了。

14．心态不老

在翻译之前，之中，乃至之后，我时常在考虑是否能出版。翻译的目的就在于出版，这是每个译者都无法掩饰的。时至今日，能数上书名的，我总共翻译了二十一部长篇，可时至今日才出版了四本。二十一比四，这个比例无论如何不算大，想起来也时常感到心烦意乱。面对这样冷酷的现实，我时常在问自己，随着年纪的增长，体力在逐渐减弱，我是否有能力，是否有必要继续坚持翻译长篇呢？我是否值得把自己所剩无几的心血耗干在这片“十年九不收”的荒田里？不过情况十分喜人。

我的翻译热情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原因就是我常用平和的心态去克服种种心浮气躁的情绪。所谓平常心态的具体表现，就是做自己高兴的事，只要高兴，就尽情尽兴地做。那些“中外文化交流”等宏伟目标和豪言壮语，与我无关，交流不交流，那是客观上的效果问题，不在我的主观考虑之列。正是因为如此，在我年过花甲之后，翻译长篇的心态依然不老。来到纽约之后，仍旧和年轻时候在国内一样，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马不停蹄地翻译长篇小说。闻鸡起舞是我的座右铭，我要把一天中最充沛的精力，最好的脑筋用在我的翻译上，一直坚持早起之后，上班之前先翻译。有时一个小时，有时两个小时，有时甚至三个小时。

这样做的效果，我一直感到自己的翻译心态从未变老，似乎在保持一种孩童心态。这也是我能翻译出这么多长篇的秘密所在。这样说，是否与自己年轻时候为自己定下的最低目标和最高目标相矛盾呢？我不认为矛盾。我觉得，只有以平和的心态做事才不浮躁张扬，宏图大志如果没有平和的心态作为基础，那就是空图大志，徒有虚名，鲜有成效，最终一事无成。 只有在确立宏图大志之后，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才能有毅力有决心穷毕生之精力，经年累月持之以恒，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事。也只有如此，才能在日积月累之后慢慢显出成效，最终实现自己年轻时确立的宏图大志。

15．自知之明

最后谈谈自知之明。套用一个英语成语：last but not least，放置最后，并非不重要。中国人出席什么场合，常会转文说“叨陪末座”。其实这只是自谦，坐在最后并不意味着无足轻重。我把自知之明放到最后说，也并非可以轻视或漠视。我在上面说了那么多条，似乎是在强调孤军奋战，一味蛮干。听起来傻呼呼的，酷似自恋狂。其实我才没那么傻呢？我在文学翻译的康庄大道上鼓足干劲，扬鞭策马的同时，并没有冲昏头脑。我深知，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精神，绝非不知天高地厚的同义语和替代词。我深知文学翻译的巨大难度，一旦提起译笔，那绝不是开玩笑。我更深知自己学识的浅薄，因此必须在埋头苦干的同时，千方百计寻求他人的帮助，尤其迫切需要译界名人前辈及时指点迷津，以防误入歧途。

1983年是我在伊拉克工作的第二年。那年春天，我开始思考找哪一位译界行家请教。思来想去，我一下子想到了著名翻译家李霁野先生。为什么会想到他？因为我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上学的时候，他是我们的系主任。不过我们从来也没有过任何来往。再说经过文革之后，情况早已变化，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住。不过我没听说他已经离开南开大学。琢磨了好几天，后来我一狠心，就往南开大学给他写了封信，主要是请教直译和意译的问题。写信的日期现在早已忘记，不过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写信的日期是1983年6月29日。

我真是喜出望外，这封千里迢迢的天外来鸿，简直是无价之宝。别的不说，光说在翻译界，李霁野先生就是一位重于泰山的巨擘，我乃一介轻如鸿毛的小卒。我们之间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存在天渊之别。能收到他的亲笔信，我的激动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时至今日，我一直把这封信放在身边。李先生在信中写了他的翻译观点：

“我主张直译，只要中文能合规范，看得懂，要尽量保存原文语言风格特色。这点难做好，但要努力。译文晦涩难读，不能算直译，只是死译。好的直译能本身成为好文章，与意译并无矛盾，改动太多的所谓意译，与硬译同样不可取。形容词过多是一困难，可以用简练的中文达意，不一定逐个照搬。句子太复杂太长，可以适当化为简短。接联词太多，有时在中文无必要，可略。”

1983年8月13日我的合同期满回国。我立即拜访了老先生。从那时开始，我们保持了密切的来往，有时忙得无法见面，李先生就给我写信。对我提出的问题和要求都是尽力满足。我现在一直保存着他给我写的六封弥足珍贵的亲笔信。对我的翻译起到很大作用。

除了向名师求教，我还经常向身边的普通人请教。这是因为我时常想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把诗念给普通老太太的故事。比如我在伊拉克翻译《夏威夷》一书时，就把关于中国人的故事讲给身边的中国劳务工人听，他们听了很受感动。他们很喜欢我这样做。不仅坦率地提意见，还帮助我誊写译稿。令我无限感激。《爱之荒漠》一书的译稿中，有大约三分之二就是由身边两位书法漂亮的劳务工人帮助誊写到稿纸上的。一位是贵州的逯黔光，一位是山西的小张。有些书法太差的人，为留个纪念，也争着替我誊写。不过因为字不好看，不好意思多写，只写上几行。记得还有一位叫法迪的伊拉克小伙，也腼腆地学着写上几个字。这些有趣的故事使我终生难忘。

（完）